关于楚辞中的《大司命》一篇，历来有众多解释。那么楚辞中的大司命该怎么理解？这里简单谈谈清代文人林云铭对大司命的解读。林云铭写有《楚辞灯》，是解读《楚辞》较有影响的作品。本文拟就林云铭《楚辞灯》对《大司命》所做的解读，并结合洪兴祖《楚辞补注》，谈谈自己的阅读感受。
《楚辞灯·九歌总论》一反王逸的说法，认为《九歌》是屈原“万斛血泪，九曲热肠，抢地难通，呼天不应”之作。这与今人普遍认为《九歌》是屈原根据楚地祭歌改作完全不同。林云铭对《九歌》的总体看法，就影响到了《大司命》的具体阐释。他认为《大司命》是屈原感于“人寿几何，安能留为有待”所作。
《楚辞灯》在《大司命》的开头，首先注释了为何会有两司命的原因，引了《周礼·大宗伯》的注释，用星象来解释大小司命，这与王逸、洪兴祖等前人相同。
接下来对具体文义的解释时，《楚辞灯》浅尝辄止，大致在疏通文义，而不具体解释清楚。如它解释“广开兮天门”，只大致说明了“天门”是“上帝所居”，没有像洪兴祖那般，引汉乐歌及《淮南子》进行说明。这点是和《楚辞灯》总体写作宗旨相符的。因此下文仅对《楚辞灯》解释有新意的地方加以论述，不再全篇累述。
“纷吾乘兮玄云”，《楚辞灯》没有对历来众说纷纭的九歌称谓问题进行探讨，对“吾”字不做解释，或许是认为其意指屈原已明，毋庸置辞。
“令飘风兮先驱，使涷雨兮洒尘”，对这两句，《楚辞灯》注释了“涷”字的读音，指出这两句是“意之所至，非真能行之也”。这种解释还是比较合理的。这是司命降临前的情景。
“君回翔兮以下，逾空桑兮从女”，《楚辞灯》解释为“既得所迎，因要而从其后，以觇其所为”，“觇其所为”不知从何说起，也没有解释清楚。屈原既迎大司命，当知其所为，何用“觇”？
“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楚辞灯》注“予”为屈原与大司命一体，即“我们”，这与王逸注为“司命”不同。然则《楚辞灯·大司命》文后总论却反对“旧注以原与司命同操阴阳之柄导帝”的说法，那么《楚辞灯》并不认为屈原有操持生杀的能力，与此处对“予”的解释稍有矛盾。或者是《楚辞灯》秉持全篇为屈原一人主唱，那么“予”必须牵扯上屈原，故此勉强将“予”由屈原拉上司命。司命本可“操弄阴阳”，屈原亦得以沾光，称“寿夭兮在予”欤？
“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楚辞灯》注“九坑”为“九州之由脊”，而非具体地点，与前人异处。整句依然从屈原跟随司命的角度出发，解释乃是从上文“予”字出发。值得注意的是，《楚辞灯》在这里没有提诸如王逸所说的“观四方之风俗，天下之治乱”，这是因为《楚辞灯》对此篇注释的立脚点在“寿夭”之上。
“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楚辞灯》的解释亦承上而来，仅解释为生死由司命掌控，注释较洪兴祖等人较为通达，没有过多的牵涉。
“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疏麻释为长寿之花，诸本皆同。而“离居”，《楚辞灯》解释为“上不合於君，下不合于俗”，即“与原相类之人”。此说颇通。王逸注为“隐士”，而云“屈原赠与隐士疏麻”，误。《楚辞灯·大司命》文后总论所辩甚明：“隐士何预於原，原亦恶得而遗之耶？”屈原故与隐士非一心，因隐士知命而退，而屈原秉持自我与社会双重固持，颇不赞同隐士习气，盖将九死而未悔，因何乃赠长寿之药与隐士？照文义，赠药之人，亦必司命，因上文言司命操生死之权，故有疏麻瑶华，可与人长生。
《楚辞灯》解释“离居”为“《离骚》所谓‘离别’之说，以其见疏於君，块然独处也”，究其内涵，与王逸相似，都是从其政治本位出发，与今日所言“人神恋爱”或“二司命恋爱”格格不入。然则细思，《楚辞灯》所说亦成一家之言。剥除《九歌》与楚地巫祭文化之关联，仅从屈原心理而言，自必希望能复亲於君，望美政得行，而年齿已长，恐芳蘅哀芜，未及有所立而去。故愿“离居”者以长寿，得导君正道，此屈原留意久也。《楚辞灯》郑重其事的提出，“离居”并非是隐士，不然与上下文不通，可以说是很有创见的。
“老冉冉兮既极，不寖近兮愈疏”，《楚辞灯》对这句解释紧接上文，与王逸迥异。王逸注“疏”为“与君疏离”意，而《楚辞灯》则明言是与长寿愈加疏离，单论文意，比王逸通达的多。
“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楚辞灯》注解精到。此是司命不顾屈原之所愿，而“去归天门”。屈原因不得获长寿以久，非是王逸所谓屈原“想乘神龙”。
“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因司命远去，而屈原愿志无以得从，故只有“愈思而愁”，其他无可望矣。
“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神之所行如此，而屈原所做亦只有“如今日之不损志行”，至于寿命之祷，不复多想，亦非屈原所能操为。
“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何为”，《楚辞灯》注解为人命虽操之司命手，实“统於帝手”。或离或合，而命已定矣，非司命所能垂怜转移，故此知迎神之无益，而终“以顺受其正结之”。
《楚辞灯》在《大司命》文后总论，专门捻出“篇中‘寿夭’二字，是前面眼目，‘离合’二字，是后面眼目”。这一见解无疑是深有见地的，“寿夭”、“离合”确实是全诗之骨，抓住了这点，理解全篇也就不难了。大司命本是掌管生杀，所谓“御阴阳”是也。而迎司命之理，正是为了祈求司命的护佑，得赠长寿之药。“而司命竟去不顾，故以离合非力致结之”。人命有当，非人所能为也。
总之，《楚辞灯》论《大司命》，不拘泥于王逸、洪兴祖等人对其的经典解释，而是逐句诠释，逐段分疏，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人云亦云，具有很多的创新观点。
虽然林云铭没有从楚地文化角度考察《大司命》，不了解《大司命》以及《九歌》总体的创作背景乃是巫祭文化土壤产生的娱神之作，可以说依然是依然是汉儒解经似的拔高作品立意。但是它抓住了《大司命》的主体，即求神保佑长寿而不可得的兴叹，不可谓不具慧眼。
《楚辞灯》对于我们解读《楚辞》无疑具有启发作用，同时它的敢于创新，敢于同经典商榷的学术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