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由集体歌唱进入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
国风
“国风”是收集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周代民歌的总称。它收集有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现今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广大地区，约十五个诸侯国的民间歌曲。因此，又称“十五国风”。
“国风”中有的歌词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润色，但大部分都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保持着民间创作的原貌。如“魏风”中的《伐檀》、《硕鼠》，反映了饥寒交迫的劳动者对于剥削和压迫者的激愤情绪。他们质问贵族老爷们为什么可以不劳而食，并且把这些人比做“贪而畏人”的肥鼠，表达了对这些人的蔑视和仇恨。这两首诗歌代表了我国民歌不畏豪强、敢于斗争的传统。此外，“召南”的《野有死麕》表现了青年男女淳朴的爱情，《周南》的《芣苢》描写了劳动妇女采集野菜的情景。它们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优秀作品。
“国风”在艺术形式方面也是丰富多样的，其中有后世称为“号子”、“夯歌”一类的劳动歌曲，也有后世称为“山歌”一类的抒情性民歌。很多民歌在演唱时采用有“歌”有“和”的形式。“歌”即领唱，“和”即帮腔。《吕氏春秋》记载，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年)，管仲在鲁国被俘，鲁国用囚车把他押送回齐国去。管仲怕鲁国有变再杀害他，希望赶快到达齐国，便对拉车的役人们说：“我为汝歌，汝为我和”。就是说，我为你们领唱，你们为我应和(帮腔)。由于管仲所唱的歌很能鼓舞人的精神役人们听完后不知疲劳，走得很快，所以很快到达齐国。这就是有歌有和的演唱形式。
“国风”的曲式，一般比较简单，有的在曲尾加上一段称为“乱”的音乐。据《论语》记载，孔子曾对晋国乐官师挚加工的周代民歌《关雎》中乱的部分大加赞赏，说：“洋洋乎，盈耳哉！”就是说，那美妙而热烈的音乐充满了耳朵。这说明“乱”的艺术效果是十分强烈的。
“国风”中的各国民歌都有独特的风格。如当时影响较大的“郑声”(又称“郑音”或“郑风”)，季札就认为它“美哉！其细已甚！”，就是说“美啊！旋律细致宛转到了极点！”当时的“卫音”以“趋数”见长，其曲节奏颇快。“齐音”以“敖辟”闻名，其曲旋律的跳动性较大。
各国民歌在演唱时，大都是无乐器伴奏的“徒歌”。有时也可用“缶”、“埙”、“篪”等乐器伴奏。《宛丘》一曲中说“坎其击缶，宛丘之道”，即指用缶伴奏的民歌。有些民歌后来进入宫廷，其伴奏乐器便日益丰富起来。有时用竽、瑟、悬鼓等乐器组成的小型乐队伴奏演唱，在君主起居时用，称为“房中乐”。有时用编钟、编磬等乐器组成的大型乐队伴奏演唱，多用于宫廷宴会，称为“钟鼓之乐”，或“燕乐”。
楚声
“楚声”是战国时代兴起的楚国民歌和一部分利用楚国民歌曲调填词的专业创作的总称。
楚国民歌的著名作品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涉江》、《采菱》、《阳阿》、《激楚》等。这些歌曲在演唱技术方面，有的难度较大，有的比较容易。当时的著名诗人宋玉很懂音乐。一次，楚襄王问他：“先生有什么不好的行为吗？为什么士大夫和庶民们都不说你的好话呢？”宋玉回答说：“有人在郢都市中唱歌，开始时，唱《下里》、《巴人》，能够随声歌唱与帮腔的，有数十人。后来唱《阳春》、《白雪》，能够随声歌唱与帮腔的，只有数人。这是因为乐曲的艺术性越高，能欣赏的人就越少。”这就是成语典故“曲高和寡”的来由。
宋玉所讲的《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都是楚声中有唱有和的民歌。这些民歌在楚国宫廷中也很流行。
九歌
楚俗好“巫”，“楚声”中有一种民间祀神曲《九歌》，就是“巫”在祀神时表演的歌舞曲。现在所见到的保存于《楚辞》中的《九歌》，是楚国著名诗人屈原根据民间流传的《九歌》曲调，“更定其词”而创作的。
屈原，名平，是楚国的一个贵族，做过官。他反对楚国昏庸腐败的政治，主张变法图强，后被楚怀王放逐汉北。怀王晚年召回屈原，但依然听信谗言，屈原的处境并未得到改善。襄王继位后，屈原又一次被放逐，最后投汨罗江，郁愤而死。
在被放逐期间，屈原有机会接触汉北、湘沅广大地区的民间音乐，使他能利用这些民间艺术的形式，写下《九歌》《离骚》等千古传诵的杰作。在这些作品中，屈原以神奇的想象，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发了一个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坚持理想、疾恶如仇的知识分子的胸怀。他曾企图全力挽救楚国的危亡，盼望楚国日益强盛，并能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他的理想符合当时楚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艺术上，他的作品比“国风”更成熟。《九歌》、《离骚》都属于当时的大型乐曲。《九歌》以迎神的序曲《东皇太一》开始，以送神的尾声《礼魂》结尾，中间由九首短歌联成。还有一些作品，运用了“乱”、“少歌”和“倡”等多种处理手法。“乱”，在周代乐舞《大武》和民歌《关雎》中就已运用，但屈原作品中对于“乱”的运用更为灵活多样。如《离骚》中的“乱”只有四句，开头用“已矣乎”的惊叹句引起。《招魂》中的“乱”则有十四句，末尾以感叹句“魂兮归来，哀江南”作结。“少歌”可能是歌曲演唱中的小的高潮部分。“倡”可能是不同曲调联接时插入的过渡性乐句。“少歌”与“倡”都是“楚声”在艺术形式方面出现的新因素。
《九歌》、《东皇太一》中有“扬袍(鼓槌)兮拊鼓，陈竽瑟兮浩倡”，《东君》中有“縆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簴，鸣篪兮吹竽”的语句，由此推断，《九歌》的伴奏乐队可能是以编钟和建鼓为主要乐器，并附以竽、篪、瑟等管弦乐器。
总之，“楚声”已是一种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音乐。它的产生与发展，对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两汉音乐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