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乃作者独家原创，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
屈原（约前~约前），名平，字原，楚国人。战国时期诗人。屈原是楚国同姓贵族，祖先封于屈，遂以屈为氏，而屈是楚国芈姓分枝氏族。屈原年轻时起，就入宫廷任职，曾任左徒、三闾大夫等官。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善于辞令任楚怀王左徒时，辅佐怀王图议国事，发号施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深受怀王的信任。
以后同僚上官大夫为了争宠，在怀王前进谗，终致怀王一怒之下疏远了屈原。此后，秦国为了解除齐楚联盟，派使者张仪入楚，诱骗怀王绝齐。怀王醒悟后大举发兵攻秦反被秦军所破，陷入困境。其间屈原曾出使齐国，以图恢复与齐的旧盟，返回后又劝怀王杀张仪以绝秦，但最终未果。顷襄王时，又为令尹子兰所忌，被流放到了江南。时楚国不断遭受秦国军队的攻击，形势危急。在难以挽救国家危亡局势和实现理想人格的情形下，屈原悲愤忧郁，自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屈原的作品，《史记·屈原列传》提到的有《离骚》、《怀沙》、《天问》、《招魂》、《哀郢》等五篇。又据王逸《楚辞章句》，计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ト居》、《渔父》等二十五篇，和《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屈原作品的篇数相同。后人对二十五篇中一部分作品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一般认为，《远游》、《ト居》、《渔父》等篇，可能不是出自他之手。
从题材内容看，屈原的作品大致可分两大类。一类以《离骚》、《九章》为代表，它们都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直接有关。《离骚》是屈原作品中最杰出的篇章，在诗篇中，作者一方面描述自我美好的人格，“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表达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对理想道路探求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诗人所处的王室昏庸、党人邪恶的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倾诉了个人理想与身处环境发生尖锐冲突而造成的悲愤苦闷的内心，以及“伏清白以死直兮”、“虽体解吾犹未变兮”这种为追求理想至死不渝的坚定心志。
全诗融情愫、人格、思想于一体，抒写了诗人对个人与国家命运的深重思索。《九章》共有《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九篇组成，所述内容也涉及作者具体的生活处境及其遭际，以写实为主。这些诗篇或悼惜个人“陷滞而不济”（《怀沙》）、“被离谤而见尤”（《惜往日》）的坎身世，或表达对“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怀沙》）黑暗政局的悲愤，或反映“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那国家残破、民众流亡的不幸时势，或抒发“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的执著的个性，感情炽热，情调悲郁，散发着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另一类则以《九歌》《天问》为代表。与《离骚》《九章》有所不同的是，这些作品并不是以写实为主，内容未正面陈述作者的身世遭遇，而是多充满民间礼俗与神话的色彩。像《九歌》十一篇，都是根据民间祭神乐歌改作而成，王逸曾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章句》）不少篇章描绘了神灵之间或人神之间互相眷恋的情思及其无缘遇合的忧伤，隐寓诗人因人生理想未遂而产生的彷徨失落的心向。《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比较奇特的一篇，全诗以发问的形式，对于自然现象、先世史事以及神话传说等方面，一连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凝聚了作者对自然宇宙和现实社会大胆怀疑和探索的精神，发前人所未发，具有很强的思辨性。
屈原的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鲜明的特点，首先它继承了早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已出现的比兴的创作手法，在诗中大量进行运用。如《橘颂》通篇以橘来比拟诗人自己高洁美好的个性，借物寄情，流露了作者鲜明的性格特征。而《离骚》篇中的繁花众草，更是被赋予了善恶美丑的两种对立的人格，使人物抽象的品格变得形象生动。其次，想象丰富，风格瑰奇。
如在《离骚》中，诗人借助多种神话与历史传说，展开想象的翅膀，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界域，将现实、历史、幻想凝合为一体，使全篇呈示出一种多层化与跳跃性的艺术结构。又像《招魂》的前半部分，诗人花费大量的笔墨，描述了东南西北四方和天庭地府种种严酷险恶的生存环境，劝说魂灵不要四处游荡，早日返回，渲染出一幅幅光怪陆离、瑰异奇特的艺术图景。再者，在语言手法方面，屈原的作品吸收、融合了楚地民间语言和南方歌谣中的韵律和形式，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创作格局，句式参差不一，错落有致，形成了表现较为自由、涵量较为丰富的“骚体诗”。
屈原作为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崇高人格受到了后人的敬仰，特别是他忠于理想、洁身自好、至死不渝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世正直高洁人士仿而效之的典范。他的创作，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与《诗经》共同被后人看作是中国文学之源，而就影响力而言前者甚至要超过后者。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称屈原之作“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言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其作品收入由西汉刘向辑集的《楚辞》。
欢迎屏幕下方留言，我是“浅汐生活”，喜欢记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