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九歌·山鬼》以离忧哀婉之语描写了一位既含睇兮又宜笑的山鬼形象。其意象之深远，语言之精美，为历代文人雅士所传颂。屈原才华横溢，忠心报国，最后却在绝望中投江而亡。他的伟大人格，悲剧性结局，优美的文辞，成为千古文人心中的丰碑。屈原离开人世后，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记忆他，怀念他。对他的作品通过绘画、歌唱、舞蹈、书法等多种艺术形式进行研究和解读，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与千年前的屈原融为一体。其中，绘画以其特有的艺术张力成为最重要的演绎手法。以屈原的《九歌》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已成为一种潮流，汉代有画像砖图，宋代有李公麟、明末清初有陈洪绶、当代有徐悲鸿，众人纷纷创作《九歌图》。本文以李公麟、赵孟、张渥、陈洪绶《九歌图》中的《山鬼》和徐悲鸿的《山鬼》作为研究对象，从绘画角度阐释山鬼形象从神到人的历史演变趋势。
一、山鬼最初的形象：哀婉柔媚，“被薜荔兮带女萝”的骑豹女神
宋万鸣在《屈原〈九歌·山鬼〉诗画互文关系史考论》中将“山鬼”形象概为精怪说、人鬼说和山神说，但未能就其主要形象作出由诗到画的完美解释。首个将《九歌》以图画方式形象化的人物是李公麟，号“龙眠居士”，被人称之为“宋画中第一人”，《九歌图》为其代表作品。
在《九歌图》里，李公麟将山鬼塑造成一个“被薜荔兮带女萝”的骑乘赤豹的女神形象。图中，山鬼的面部表情已无法辨识，但却依稀可见一丝灵动鲜活的精灵之气。肩披兰花，腰围香草，余身裸露，就如一个出入凡尘的自然山林之神。山鬼骑乘赤豹，风驰电掣向东北方向疾驰。头挽发髻的女神，手持缰绳，一丝落寞跃然脸上。整个画面清新脱俗，仙气萦绕，有超凡入圣的气势。
李公麟以白描擅长，对线条和墨色浓淡的精细把握非同一般。在《九歌图》创作中，他着重选取《九歌山鬼》原文中“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乘赤豹兮从文狸”“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石磊磊兮葛蔓蔓”“饮石泉兮荫松柏”等意象进行创作，构图坚实，画面简洁却内容丰富，线条健拔又不乏灵动之气，是对《山鬼》原文出色的再创造。李公麟是第一个将《山鬼》离奇的想象以具象的形态呈现于画纸之上的画家，他将山鬼想象成一个哀婉柔媚的女神，为后世画家书写山鬼形象奠定了基本的模式。
到了元代，又有一人叫做张渥，继承李公麟的遗志，创作了多幅《九歌图》，被誉为“李龙眠后一人而已”。张渥少时官场不顺，于是寄情山水，沉迷字画，一生创作了多幅《九歌图》，流传至今的有三幅。本文选用吉林省博物馆收藏的《九歌图》中的《山鬼》一段进行比较。
张渥的《九歌图》是对李公麟《九歌图》的临摹和再创造，其意象的选择也与李公麟大致相同。在张渥的作品中，山鬼的嘴角上挑，发丝微乱，凸显出蓬勃的生机和妩媚的情态。左手执兰花，右手执香草。身旁景物笔力遒劲，树皮若麟、年轮深邃，可看出是陈年老树，显示出山鬼的居住环境为深山老谷。山鬼前方水流奔腾，汹涌不止，仿佛有金戈铁马之声。整个画面明朗清晰，深邃清幽，一目了然。通过此图，我们可以得出张渥笔下的山鬼形象仍然是一个骑乘赤豹的女神形象。和李公麟的白描技法比较，张渥在《九歌图》的创作上依然以继承模仿为主，意象选择、框架格局等方面并没有做出大的变动，只在细节处做了细化修饰。
赵孟《九歌图》中的《山鬼》也是中国绘画史上难得一见的佳作。赵孟，号松雪道人，宋末元初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被誉为“元人冠冕”。在这幅《山鬼》中，赵孟依然将山鬼塑造成一个骑乘赤豹的女神形象，其衣着、神态与李公麟、张渥《山鬼》中所呈现的形象并没有显著区别。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自李公麟将《九歌》具象化之后，山鬼的人物形象构图趋于稳定，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不同的是，此图中增加了另一个人物。画卷的左侧出现一人，此人身材魁梧，面露微笑，锦衣亮甲，左手执一长矛紧随其后，可能为山鬼的护卫。以往的《山鬼》图很少出现多人形象，这幅画为我们展示了画家注意到《九歌·山鬼》原文中“乘赤豹兮从文狸”，这是赵孟与众不同地方。另外，画卷上部出现浓密的云层也引起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