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访谈”是年《萌芽》改版后的新增栏目。和“评论”这种研究者们单方面的梳理不同，“访谈”邀请到了作者来到幕前，和研究者共同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别样的阅读作品的角度。
王安忆
著名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年出版新长篇小说《匿名》。年获第五届纽曼华语文学奖。
张怡微
青年作家。年出版随笔《情关西游》《云物如故乡》。
我最近读到的、张新颖教授在《小说评论》杂志上的专栏，有一篇题为《学习者，斜行线》，写的是王安忆教授四十年来的写作与学习生活。在我上本科的时候，也就是王安忆教授刚到复旦授课的前几年，《谈话录》（广西师大出版社，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小书。当时我也在学习写小说，有许多话想说，看到许多生活里的故事都觉得不平常，但写作上又有许多困难，《谈话录》、甚至还不是《心灵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年）的讲稿，在当时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
张新颖提到自己在年写给《逐鹿中街》的短评时还不懂得王安忆小说中“世俗人生中的庄严”，当时他二十二岁，就和我认识王老师的时候差不多大，“还待在校园里继续学业和‘精神生活’，能看出‘变态’，却不能从‘庸常的算计’里看出‘人生理想’和‘奋勇战斗’。”《逐鹿中街》是我非常喜欢的小说，以至于看到李奭学的《别杀千里马》（收入于《书话中国与世界小说》，台湾九歌，年），总觉得说到了那么一点意思，又仿佛差了一点理解。现在我有点明白问题在哪里，大致应该很接近于太年轻的状态所不可能理解的“市民的人生理想和为之付出的奋勇战斗”。那不是“伪英雄式”的讽刺（李奭学的微词），而可能正是源于王安忆对于“世俗”与“庄严”之间的关系的清醒理解，而这种建构，是王安忆独有的，也是她有别于其他“海派作家”的独特之处。即便这会大大折损阅读的趣味。那显然不是她最在意的部分。她在小说审美上的执著，一直在追问“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生活在小说里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其实将生活与小说解剖了开来，它们不再互相表现、难兄难弟。它们似乎应该是不一样的。
而后我在复旦念硕士，跟着王安忆学习写作，其间有学习的欣喜也有更深的迷惘。那时我很在意王老师出具的书单，虽然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读完。她喜欢一些冷门的读物，譬如最近她给学生们推荐过《黄昏时出发》《伙计》《疾病解说者》《在轮下》《谁带回了杜伦迪娜》《瑞典火柴》《法兰西组曲》，也推荐给我过花城出版社的东欧小说系列等等。我从复旦毕业时还向她请教新的书单，她让我看《都柏林人》，我说我看过啊，她说要再看。
《匿名》在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的时候，《联合文学》杂志请我写一个八百字的短评为这部书做一个介绍，其实八百字实在不足以说出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我想张新颖老师、陈婧绫学姐评论得更好。但从《雨，沙沙沙》到《匿名》，王安忆的四十年写作生涯，其实是在不断的学习中不断地提炼出写作的知识。这是十分不容易的。张新颖以《学习者，斜行线》令我想到《剑桥的星空》（香港牛津出版社，）一书中王安忆的自序：
有一日，一名快递员送包裹来。外面下着雨，他一身的水，站在门口等我查收和签字。他望着房间角落里的我的书桌，因为阴霾的缘故，大白天也开了一盏台灯，灯光洞开了一个小天地，他忽然说道：真好，真羡慕你，能够学习！接过收据，他复又湿淋淋地离去了。由于他的话，再看自己的书桌，就看到了一个平安世道，不禁觉得幸福起来。而且，他方才用了一个“学习”的词汇，不是“读书”，也不是“写作”，是“学习”。认真生活的劳动者，就有足够丰富的经验，能够准确地表达事物的外相，勿论这件事物的表面是如何静止着，只在内部活动，他们依然一目了然。这里就有些相反相成的意思，一方是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一方则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一方将无形化有形，一方将有形化无形。
张新颖应该知道这个典故，而我们借王安忆的眼睛看一看世界，踩过她的脚印，又何尝不是与时间、与文学写作最好的结伴。
张怡微：
您很多作品经常以上海作为背景城市出现。但相对于其他一些作家，您作品里的方言词汇并不是很多，大多只是限于一些惯常用语以及称呼，您对方言进入写作有什么看法呢？对于小说中方言与普通话的处理，很多人都很谨慎，比如说金宇澄的《繁花》是一部吴语色彩浓厚的小说，但他也没有采用吴语，而是一种吴语化的普通话，也就是书面语的吴语，为此他取消了直接引语。而同样很少见直接引语的苏童，在格非的评价里面也说是为了处理对话中的语言问题。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这是否是一个语言的日常性使用问题呢？
王安忆：
也许因为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人，我对上海话也相当隔膜，陈思和说我的上海话是普通话的句式用上海语音表达，是假上海话，我努力保持客观地说，上海话并不是上好的方言，这和它历史短促有关，没有经历自然的发生和生长，是一个骤然生成的资本城市仓促拿来的实用性语言。它的构成基本来源于江浙，比如宁波和苏州，但是择肤浅弃精髓，多少有些粗鄙。我常常以地方戏来对照方言，好的戏曲一定来自好的方言，比如川剧，比如粤剧，比如豫剧、京剧、汉剧，当然，是一家之言。
张怡微：
王老师的写作历程历经非常多的转变，从《雨，沙沙沙》，到《小鲍庄》，到“三恋”，再到《长恨歌》《伤心太平洋》。但这个过程基本上属于能有一个成长的识见跃然纸上，但到了像《新加坡人》《启蒙时代》或者到最近的《匿名》，越来越拒绝通俗。小说本身也越来越趋向于普通认知的“不好读”，写作时老师是怎么考虑这种尝试的？
王安忆：
我从没有刻意地尝试什么，都是自然而然，随着岁月增长，身心也在从嫩到熟，从熟到衰，变化是正常，不变才是反常。写作是一个创造性劳动，创造总是使一样存在从无到有，就像农人种庄稼，地里总是一年一年有出产，无论丰年还是歉年，哪怕长出一棵稗子也是从无到有。出作品是写作者的本分。
张怡微：
我有一次参加上海作协的青创会，印象很深的是，我们每个青年作家都谈了一下最近的小说，最后《上海文化》的主编，著名的批评家吴亮老师总结发言。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现在已经不太看小说了，因为我已经不需要经验了。”令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小说与经验的关系。我记得有一次写爱情，王老师说过一个学生的作品，写白马王子、写恋爱用的语言都极其抽象，但写到家里状况不好，发了洪水，鸡也死了之类的却极其具体。我想请问王老师，如今您在写小说的时候，对经验和小说的关系是怎么看的？小说是不是经验的一个容器？
王安忆：
一个初学写作者和一个职业写作人的处境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同样都必须处理两个问题，写什么和怎样写。我想，这也是我所以会对上写作课保持兴趣的原因，因为同学们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我的一样。所谓文学才华，我以为，其中重要一项大概就是，本能地判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那么重要的。靠近经验的人和事往往容易判断，经验的内容就是生活的需要，这需要是真实的，产生于生命的本体，无须理性参加，这也就是处女作往往都有动人之处。可是要成为一个职业写作人，单靠直觉又远不够，还是要理性，这是又一项天分，我以为这一项包括了学习和总结的能力。一个写作人需要学习的很多，因为经验是有限的，就像一个人所享有的空间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亲历的经验是有限的，于是就要看我们能够怎样认识经验。我相信，经验的容量一定要大过于表面看得见的，在怎样的程度上拥有经验，又是一种才能，和思想的能力有关。
本文为节选，刊于年第十二期《萌芽》。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