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妃意象，作为荆楚特有的神话意象，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发展已久。湘妃意象源头最早可追溯至《山海经》中的“潇湘女神”形象。
自先秦以来，每一个时期，都有着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产生。作为荆楚地域中的主流文学之一，湘妃诗歌创作表现出不竭的活力，成为我国蔚然大观的文学现象。
01唐前文学作品中湘妃意象生成
湘妃意象是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其神话生成是早期人类原始思维，对于自然万物具象化的产物，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湘妃女神的身份也经历着多次的嬗变。
作为神话典籍中，呼风唤雨的潇湘女神，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舜的妻子的呢？
《山海经》
湘妃的雏形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一书中“潇湘神女”，《山海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神话典籍，书中记录了大量的的神话传说。
在《山海经·中山经》中：“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鸟。”
“操蛇”表明潇湘神女作为潇湘一带，水系神灵有着控制自然的神力，能引风唤雨。古代人类往往傍水而居，从而形成最早的聚集地。
水对于早期人类而言，既喜爱又畏惧。人类生命延续下去离不开水资源，同时，种植技术的发展，对水的依赖逐渐增强。
2.《九歌》
较之于《山海经》中“潇湘神女”，作为早期人类原始思维下，对于自然万物的具象化产物，那么到了屈原的时代，则成为了以“巫”为原型，来沟通神灵祈求福祉的产物。
屈原笔下的《湘夫人》、《湘君》二篇祭祀的湘水女神，是以“女巫”为原型来进行铺陈的。较之于天袛神的诸如东皇太一等，充斥着肃穆而又庄重之感，铺陈祭祀场面。
而作为地袛神的湘水女神，则更多的是以“人神之恋”来魅惑神灵。于是屈原笔下的湘水女神，以“巫”为原型，带有着人类女性独有的色彩。
02嬗变——不同文化语境下湘水女神
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比兴之义教化的经学阐释兴起，湘水神女，摇身成为了史传类文学的中的圣母形象。
而到了魏晋时期，文学脱离了经学的桎梏，“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湘水女神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
经学的阐释之下，神话中的湘水女神一步步，俨然成为了凡间，专事妇德的辅佐圣君的圣母形象，并被世俗所接受。
而其在诗歌体裁，主要表现在颂赞诗与歌行诗，诸如刘向的《有虞二妃颂》中“嫔列有虞，承舜于下，以事尊卑，终能劳苦”突出其作为人世间的帝后，歌功颂德的目的。
03魏晋南北朝时期湘水女神多样化
随着汉王朝的土崩瓦解，其所建立的经学世界，也随之分崩离析。魏晋时代的到来，文学冲破了原先经学的桎梏，转而走向了自觉的道路。
这一时代虽然是中国史上，最为混乱的年代，但是却也是精神史上，极为自由的一个时代，即“文学自觉”的时代。
这一时期湘水女神，逐渐走入到诗歌赋文的作品中，魏晋时期的文人群体，既接受了其作为舜妻——娥皇女英的身份。
同时也继承了湘水女神的身份特质，于是湘水女神，在魏晋诗赋中呈现三种类型：理想寄托神女形象、仙姿缥缈的仙女形象，和道德贞淑的后妃形象。
1.理想托喻的神女
生逢乱世的诗人，大多有建功立业的凌云之志，却身怀不遇，理想志向得不到实现，只得转入诗歌，这个精神的桃花源中。
曹植，自其兄曹丕于称帝后，职权逐渐被剥夺，遭迁徙于数地，自身命运，恰若浮萍一般，他的为政理想，恰若绽放璀璨光芒的明珠，却被曹丕亲手将这颗明珠锁入椟中。
光芒掩盖，意味着曹植“美政”理想的落空，于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诉诸于“神女”怀抱，以湘妃和宓妃等神女，作为其所叹咏的对象，或自比神女，渴望能得到赏识。
2.仙姿缥缈的仙女
在曹植《仙人篇》中“仙人揽六著，对博太山隅。湘娥抚琴瑟，秦女吹笙乎。”诗人铺陈了仙界宴会的盛大场面，湘娥秦女争相献技，佳肴美酒，不甚快哉。
如此良辰美景之下，诗人现实世界的生存危机，得以暂时性的遗忘，使得苦闷的精神得到慰藉。
关于仙灵形象的描写，集中于郭璞的《山海经图赞》：“神之二女，爰宅洞庭。游化五江，惚恍窈冥。”
显然受到了庄子哲学的影响，庄子在《逍遥游》中铺陈了众多鲲鹏、朝菌等事物，来表明受“有所待”限制，而无法达到自由之境界。
只有“无所待”才可以“游无穷”此处的湘妃，则显示出了自由的悠游于世，超脱万物，无所依待的自由的精神的仙灵形象。
3.贤良贞淑的后妃
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颂赞诗歌，来褒奖二妃，作为后妃的道德模范，诸如左棻《虞舜二妃赞》：“沉湘示教，灵德永敷。”
作为最早歌颂湘妃诗作的女诗人，拘泥于其自身身份本为后宫妃嫔，于是笔下的湘妃更多是训诫后宫，以光虞舜之治理之德。
在虞舜逝去后，殁于湘水，来歌颂其“夫死妇殉”的道德品质。诸如此类，还有庾阐《二妃像赞》赞颂德行出众，品质高洁，秀丽夺目。成公绥《中宫诗》（其二）：“二妃济有虞，三母隆周王……关雎思贤妃，此言安可忘。”
能管制好后宫的贤妃，对于帝王治理国家，起着辅助的作用，诗人在此处，将二妃与上古时期一系列的后妃，相提并论，来突出他们“贤”能示教的作用。
04结语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早期人类的具象思维下，自然万物呈现出具象化、人格化的色彩。
《山海经》中所呈现出的，就是“状如人”、“出入飘风暴雨”、“操蛇”、“践蛇”的对于自然万物的实用情感投射。
而到了屈原笔下，受楚地巫风影响，以“女巫”为原型的湘水女神，“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的“爱而不得”人性化色彩。
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阐释的兴起，注释家“言必称经”，湘水女神，摇身成为了上古明君尧之女和舜之妻，于是在汉代史传类文学中，成为了专事妇德的圣母形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解体，文学自觉，湘水女神走入诗赋创作，呈现出多样化，以神女、仙女和后妃为主，同时也成为了文人心灵的符号——理想托喻的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