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谈莎士比亚
我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开始于青少年时期。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不久，这本书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社出版了。满涛的译笔漂亮流畅，他用了一些北京俗语，用得很恰当，使全书神采奕奕，增添不少生动气韵。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契诃夫的剧本。那时读书界还不像现在，认为剧本只供演出而没有阅读价值。满涛翻译的这个本子是很有影响的。我也很喜欢这个剧本。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的剧本并不多。我读了《三姊妹》和《伊凡诺夫》的中译本。另外两本《海鸥》和《凡尼亚舅舅》，我读的是商务印行的加中文注释的英译本。
几乎在差不多时候，也是抗战初期，商务已出版了梁实秋翻译的几本莎剧。我读了梁译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书前有译者写的一篇长序，序中谈到汉姆莱脱的性格和他在复仇上所显示的迟疑。这个西方莎学所探讨的问题也引起了我的兴趣。五十年代初，我以它为题，写了一篇探讨汉姆莱脱性格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发表，一直保存到六十年代初，和那时写的论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编在一起，作为《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第一篇。张可将这部近十万字的稿子，用娟秀的毛笔小楷誊抄在朵云轩稿笺上，再用磁青纸作封面，线装成一册。“文革”初我害怕了，在慌乱中将它连同十力老人几年来寄我的一大摞论学信件，一并烧毁了。现在我只能简略谈谈留在记忆中的大致内容。
在那篇《汉姆莱脱的性格》中，我认为造成汉姆莱脱的迟疑的原因，不是由于他的懦怯，而是由于他的生活经历了一场大变化。这场变化来得太突然、太急骤了。父王的暴卒，母亲改嫁给有篡弑嫌疑的叔父，而这位奸诈的叔父马上登上了王位……和平恬静的生活立刻变得严峻起来。世态的炎凉，处境的险恶，朋友的背叛，是这位从小在宫廷中养尊处优的王子所无法承受的。他惊恐地发现脚下布满陷阱，随时都会陷落下去。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迫使他不得不怀疑，不得不思考。他需要迅速地弄清每一变故的真相，去追索它们发生的原因，而摈弃已往盲目的热情，无邪的童稚，他很快地成熟起来，一下子由幼童变成了成人。
我在这篇文章中曾援引了海涅的一段话，大意说：堂吉诃德将风车当作了巨人，将马房娼妓当作了贵妇人，将一场傀儡戏当作了宫廷典礼。而汉姆莱脱相反，从巨人身上看到了风车，从贵妇人身上看到了娼妓，从宫廷典礼看到了一场傀儡戏。海涅的理论文字，蕴含着深邃的哲理，又具有诗的魅力。这是一般思想家所无法企及的。直到今天我读他的哲学论文的时候，仍从心里升起一股暖流。我在文章里，还援引了歌德在《威廉·麦斯脱的学习时代》中的一段话。书中人物在排演汉姆莱脱时说：“莎士比亚是要表现一个伟大的事业承担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的结果。……就像一棵橡树种在一个贵重的花盆里，而这花盆只能种植可爱的花卉，树根生长，花盆便碎了。”这些议论是威廉·麦斯脱作为导演和他的同伴在探讨剧本时说的，但颇可见出歌德本人的观点。歌德和海涅对于汉姆莱脱的分析，虽然文字不多，却都言简意赅。
《莎剧解读》（“王元化著作系列”之一）
歌德等著，张可、王元化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年1月版
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自己过去的那篇文章，由于出于同情和耽于辩护的立场，过分强调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汉姆莱脱的迟疑犹豫。(别林斯基论汉姆莱脱就是把他说成具有坚强的性格，说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涂了毒的箭”。)当我细细思考歌德和海涅的话之后，觉得汉姆莱脱的迟疑犹豫，除了归结为环境的急骤变化外，也应考虑他本身的因素。每个人在迎接同一环境挑战时，都会有不同的反应，这里就有人的性格所起的作用。环境固然是性格形成的重要的原因，但遗传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
我写了《汉姆莱脱的性格》以后，对莎剧仍说不上有真正的爱好，不过我开始不再把莎士比亚看作是一位夸张做作已经过时的伟大天才了。从本世纪初以来，莎士比亚在中国并没有获得好运。五四新文化阵营中有不少人是以弘扬文艺复兴精神自命的，可是他们对于西方文艺复兴的这位代表人物，却显得十分冷漠，尚不及对外国弱小民族文学的